郑亚非：刘青山、张子善亲属采访记

问津学术圈 2023-03-24

来源：《老照片》作者：郑亚非1991年6月初，一个朋友和我谈及了1951年的“三反”运动，自然谈及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当年被杀事件。谈话结束后，我心久久不能平静，刘张事件过去四十年了，他们的亲人如今怎样了？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刘张被杀一事呢？新闻记者对正在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具有职业敏感性，我是史学爱好者，我的本能是探寻事物过程中的历史遗迹，我重视的是历史价值。我隐约感到，如能采访到刘张家属，无论他们诉说的内容中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随着年代愈加久远，这种价值就会愈加显得珍贵！所以我动了采访刘张家属的念头。1991年6月17日，经过多方打听，我在石家庄找到了曾为刘青山结发妻子的范勇。

范勇此时已70多岁，头发有些灰白，脸上布满了细碎的皱褶，身材略略发胖，但这一切仍遮不住她曾有过的年轻俊俏。当她拿出当年的全家照时，我感到一阵战栗：刘青山威武英俊，范勇文静秀气，而两个儿子（老三还在母腹中）也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这是一个曾经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而今它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我们的话题就是从这张令人心动又令人心碎的全家福开始的。

范勇说：“这张照片是老三尚未出生时全家照的，这是惟一保存下来的全家照。当年文革抄家时，我把这张照片塞到月经带儿里才带到外甥女家。我想让孩子们记住他们父亲的模样儿！”

刘青山、妻子范勇，长子刘铁骑、次子刘铁甲。范勇此时腹中还怀有孩子。

我告诉范勇，仅凭这张照片我就有种感觉，她与刘青山当年是自由恋爱而且婚后十分恩爱。范勇仿佛一下就被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她又看到了对她一见钟情的刘青山。

范勇参加革命前叫樊桂兰。

范勇娘家在河北省大城县魏里北村。家里有20多亩地，9间房子一头小驴，兄弟姐妹加上范勇的父母共9口人，日子很苦。1938年8月的一天，秋收刚过，魏里北村来了一群身穿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有男也有女。领头的年轻人叫陈至，逢人便打听村里有没有叫范桂芝的在城里上学的姑娘？他们要找的桂芝就是范勇的二姐。范勇的父亲告诉陈至，说桂芝已在事变前去了天津。陈至说，我们是桂芝在抗大二分校的同学。我们是来搞抗日宣传的，你能不能把乡亲们集合起来，我给他们讲讲目前的全国形势。范勇的父亲一听忙说，行啊行啊，这是好事！于是他便找了一面铜锣沿街敲打起来。不多时，村口就集结了众多乡亲。十六岁的范勇在台下听着这群年轻人慷慨激昂地讲抗日的道理，特别激动，同时她也特别羡慕这些穿军装的青年人。陈至等人讲完了就要回城里，范勇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走。于是这些年青人就在乡亲们的簇拥下去了樊家。范勇的大姐早已出嫁，二姐又不在家，收拾桌凳、端饭端菜自然是范勇的事。

在范勇出出进进忙着照顾这些人时，她发现人群中有一双热辣辣的眼睛总盯着她，范勇羞得不敢看那人一眼。一会儿她就见那人把陈至和几个同学拉到屋外，好像要说什么秘密事。范勇站在门帘后面就听陈至问：刘掌柜的，有事吗？

那人原来叫刘掌柜！

刘掌柜说，我看这女孩子蛮机灵的，若把她带出去锤打锤打，将来准是块好材料，现在县里正缺少妇女干部。范勇又听陈至和那些青年人都赞同刘掌柜的意思。范勇想这个刘掌柜的肯定是他们的头儿，就忍不住悄悄掀开门帘看看刘掌柜的模样儿。只见刘掌柜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又粗又壮的眉毛，最让人喜欢的是那双眼睛，像燃着团火一样！

陈至一进门便问范勇：兰妹子，你愿出去吗？范勇心里扑通通乱跳，和这样一群她所仰慕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她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自己出去又能做什么呢？陈至说，干什么？抗日救国！范勇说，我文化低不识字！陈至说，不怕，我们来教你！范勇拽拽爹的袖子想让他拿个主意。她爹笑眯眯地说，八路军我信得过，随你吧！屋里有几个乡亲也怂恿范勇，说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和气，对日本鬼子作战那么勇敢，肯定是好人。这不，八路里面也有女的吗，你就去吧！

就这样，范勇跟着这群年轻人进了城，而这个刘掌柜，就是指引范勇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后来范勇才知道，刘掌柜就是刘青山，当时他名义上是大城县青塔书店的掌柜，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那年他22岁。

范勇说，我一想起青山，就想起那双热辣辣的眼睛。那双眼睛啊我怎么也忘不了。多少年了，不知道梦见多少次了。一睁开眼，那双眼睛就不见了，我就流泪了。可我不敢哭出声来呀。

范勇和三个儿子：刘铁骑、刘铁甲、刘铁兵
在个人婚姻问题上，赵玉秀却是另一番滋味。

1949年她与张子善结婚时，已经是第二次婚姻了。关于她的初恋，也许她不愿再去回味那杯苦涩的酒，也许她不愿让别人与她共同分享她内心那份最甜蜜的果实。

赵玉秀是河北蠡县人，她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是清朝举人，当地名医。父亲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国民党一所学校里当教授，军衔为中校。赵玉秀曾考取了一所医学院，她想走祖父的道路，但因过不惯学校的生活，和另一个女同学结伴回乡。她很佩服本村教书的刘老师，就常与之接触。刘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给赵玉秀灌输革命道理。赵玉秀20岁时当上了县妇联主任，催军粮，召集农民开会，领导妇女儿童团工作。

赵玉秀的第一个丈夫叫张作仁，是县游击大队队长，他们有一儿一女，后来张作仁作战牺牲。1949年由组织上介绍，赵玉秀带着两个孩子和张子善走到了一起。

此时的张子善也已经是第二次婚姻了。

张子善的第一个妻子叫黎烈岩，在地委材料室工作，他们二人也是由组织上介绍的。黎烈岩出身富裕人家，独生女，有文化很能写，但也很任性。张子善有些古板，因此二人合不来，加之他们3岁的儿子铁雄死于肺炎，更使他们的感情愈来愈疏远，最后只有分道扬镳。

赵玉秀与张子善自1949年结婚至1952年2月张子善被处决，三年时间共同生活仅几个月的光景，期间不是他在外面工作就是她在外面学习。但是仅仅这几个月的生活，也足以让赵玉秀铭记一生！

我采访赵玉秀时，她就住在保定。她现在的丈夫也是个离休老干部。赵对我的采访表示感谢。据刘青山之弟刘恒山（河北省安国县观音堂村村支书）以及范勇的回忆，我整理出以下材料：

刘青山，安国县南章村人，1916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人。父亲叫刘忠起，母亲叫张子素。夫妻两个都喜欢儿子，但直到第三胎才生下一个称心如意的男孩儿，他们给儿子起名为刘顺山，小名大山！

刘顺山就是刘青山，刘青山是后来改的。

不用说，刘青山自小就是全家人的眼珠子心窝子，又兼他长得浓眉大眼，笔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更是讨家中和村里人的喜欢。刘青山八、九岁时上了本村的小学，由于他记性好又肯用功，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也许是由于家人的过于宠爱，刘青山小时很调皮，而且脾气很大，和村里的孩子打架是常事，但他从不随便欺侮人。刘青山是孩子王，鬼点子特别多。比如他的同学中有的家里很穷，穷得连中午饭都带不起，就是带，也只有带山药面和棒子面饼子，不像富裕人家的同学总带白面馒头和烙饼。刘青山就想了个主意，每天中午吃饭前让同学们把干粮都交到他这里，然后由他亲自分配干粮。刘青山不偏不向地将干粮粗细搭配平均分给每个人。这样穷人家的孩子吃上了细粮，而富人家的孩子也觉得很新鲜。然后他又让学习好的穷同学帮助学习差的富同学，这样双方都能受益。家长们知道了也没有抱怨，所以大伙儿都很佩服刘青山。

1930年，由于家贫所困，14岁的刘青山便跟随着乡亲们到蠡县沙村给周老财当雇工。刘青山脾气大又爱抱打不平，平时不服周老财的压榨，常和周老财打架。这个周老财家有个长工叫徐云甫，是地下党员，过去曾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在南章村住过一阵，通过刘青山的大姐夫认识了刘青山。他见刘青山很有正义感，就常给他讲些革命道理，启发他如何对付地主老财的压迫，如何与剥削阶级斗争，刘青山在徐云甫的帮助下进步很快。1931年，15岁的刘青山经徐云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刘青山和徐云甫等人一同被编入了中共保属特委组织的红军游击队，参加了高阳、蠡县、博野农民大暴动。他们收缴地主的武装，抢收地主老财的庄稼。声势浩大的高蠡游击战争使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和地主豪绅十分震惊和恐慌。蠡县反动县长就跑到安国县去求援，安国驻军骑兵第六旅派出一个骑兵连前去围攻红军游击队。经过双方激战，红军游击队一些人战死，一些人突围成功，另一些人落入魔掌，刘青山也在其中。在狱中，刘青山受尽敌人的严酷刑法但不曾向敌人屈服。

一天，敌人从牢中提出18个红军游击队员要去枪毙，其中也有刘青山。到了刑场上，18个红军游击队员横排成一队，18个敌士兵在他们身后抡起了大砍刀，一阵血肉横飞后，17个红军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之中，惟独刘青山还挺着胸站在那里。

刘青山没有死！

原来安国县的反动县长听说被抓的人中有个刘青山，是安国县南章村老名医刘志令的爱孙，便改了要枪毙刘青山的主意。刘志令擅长治疗妇科病，尤其治产后风等病是一绝，三副草药保好。附近县的官吏们常请刘志令看病，刘志令还救过这个反动县长老婆的一条命！所以安国县县长碍着刘志令的面子，同时见刘青山长相英俊，年仅十五、六岁，就怀疑骑兵连抓错了人。所以这次敌人是拉刘青山去陪绑，想吓唬吓唬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着共产党瞎折腾了！谁也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刘青山竟毫无惧色！一个骑兵连当官的说：“别说，这小子还他妈的真有些胆量，死了怪可惜的，把他押回去吧！”

后来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周旋，刘青山被保释出狱。为了和我党继续保持联系，开展对敌斗争，刘青山又回到周老财家。周老财嫌刘青山老爱闹事就拒绝他回来。那些周家的雇工们便用怠工的方式抗议周老财，周老财不得已，只好把刘青山留下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蠡县建立了抗日组织，刘青山毅然参加了抗日工作。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青山赴五台山“抗大”学习。张子善与刘青山几乎有着相似的经历。

据张子善的盟兄弟（此人系辛集农民）介绍：“张子善脑子灵，数学好，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耿直得很。在王留乡完小毕业后上了安平师范，为领头闹学潮，被伪县长王凤翔串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点名逮捕了子善，说他是共党分子。子善根本不怕，在狱中不是闹绝食，就是和管狱的打，抓住什么东西就砸管狱的，要不怎么在安平监狱里蹲了一年啊！”

据赵玉秀说：“敌人在他十个手指头上钉竹签子，痛得他昏死过去，醒来后他就破口大骂，以求速死！但敌人却偏偏让他受活罪，每天都提审他，几乎天天都用刑，但是他始终未向敌人透露半个字！后来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营救下，张子善才得以从敌人的魔窟里逃了出来。张子善的十个手指受刑后严重溃烂，直到他死时，十指的指甲处还全是黑色的。”

据张子善的外甥苏连杰（河北省工商局某处处长）回忆：“听我母亲说，有一次我三舅（指张子善）回村执行任务不巧被本村的汉奸发现了。我三舅远远地见一群敌人追来了，便飞快地把手枪埋到村头的田地里。等敌人把他包围了，身上什么也没搜出来。这时我爹闻讯赶来说，老三这是刚从北京做买卖回来。敌人不信，将我三舅痛打一顿，又要押到县上。多亏了我爹跑去找到村里的“好歹人”（表面上为敌人做事，暗地里为共产党做事的人）说合，才将我三舅放了出来。要不我三舅死时，我娘说，自从老三参加了革命，家里人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总为他提心吊胆。谁知解放了，刚刚松了口气，他那儿又出事了！”1938年8月，刘青山抗大毕业，由冀中区党委分配到河北省大城县工作。由25大队配合组成了工作团，扎根在县城内，以“聚金号钱庄”为基地开展抗日工作，首先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会（实则是不公开的县委会）。这个组织的具体任务就是领导、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壮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培养抗日干部，建立县区抗日组织，开办民运训练班，发现人才，选拔干部，然后再输送到各抗日组织中去。

刘青山等人去大城魏里北村做抗日动员工作时，发现了范勇很机灵能干，就把她从村里带了出来。范勇在县民运班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加入了共产党，成长为当时大城县为数不多的妇联干部之一。

范勇说：“当时大城县是敌占区，形势很残酷，我党处于地下。刘青山以青塔书店掌柜的身份为掩护，通过卖书到各处进行抗日活动，发展建立党组织。由于他善于联系群众，走到哪儿都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因此提起刘掌柜，大城县内无人不知，乡亲们见了他，都要亲亲热热地喊他一声：刘掌柜！

刘青山为人善良，也具有侠义心肠，他最见不得妇女受凌辱受压迫，因此他也就特别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他是想通过这些妇女干部来教育那些尚没觉醒的妇女们。白洋淀有一家姑娘7人，凌家姐妹3人，陈家姐妹2人，还有许多妇女干部，都是经过刘青山的引荐、介绍，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人在县里民运培训班学习后，由工作团负责分配到各区充实抗日群众组织，如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这些人在抗战时期，为我党的各项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当时抗日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问范勇，刘青山为什么比较重视培养妇女干部？他是在这方面有什么切身体会吗？

范勇说：“真让你说对了。刘青山二姐就很受婆家的气，他二姐每天早起晚睡，一天到晚手脚不闲着，可婆婆还是看不上，他二姐不仅常受婆婆的气，还常挨她男人的打骂。他二姐就知道哭，刘青山的父母很伤心但又没办法，他们认为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可刘青山偏不信这个邪，早就憋着劲儿要治治他姐夫。一次他去看望二姐，赶巧二姐刚挨了丈夫的打正在啼哭。刘青山耐着性子劝姐夫不要老让二姐受气，二姐夫瞥了他一眼说，这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刘青山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他指着二姐夫的鼻子吼道，今天我非要管一管！

一边喊着一边抄起屁股下面的木墩子朝他姐夫头上砸去，他二姐夫见势不妙撒腿就往外跑，刘青山抄起一把铁锨在后面紧追不放。村里的乡亲们见要出人命，便死活拦住像发了疯一样的刘青山。刘青山见姐夫躲起来了，便返身回去，非要拉姐姐和孩子回娘家。走到村口，乡亲们赶来直说好话，刘青山坚持让姐夫当众向二姐认错，并保证以后不捅二姐一指头，否则没完！他二姐夫惧怕刘青山，又怕老婆孩子走了他不好往回接，只好当众向刘青山的二姐认了错并立下了保证。这事之后，他二姐夫对待他二姐好多了。那年青山才十三、四岁吧，看见了没有，从小就是个倔种！”

范勇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然后她又说：“我们俩结婚后，他一直很尊重我，虽然在各方面我都不如他，可他还是那么体贴我心疼我，这使我感到很知足。”张子善，河北省深县尚村人，1914年生人，张子善又名张振芬，小名三庚。

建国前的尚村，是个很特别的村庄，70来户人家的地盘，却分别归属两个县，村东属深县，村西属安平。建国后，村东叫尚村，仍归深县。村西仍属安平，定名为留村。所以有人说张子善是深县人，也有人说他是安平人。

张子善父母早丧，他自小和大哥、大姐及二哥相依为命。大姐心地善良，待张子善如同儿子一样。大哥二哥给地主扛长活，供张子善在王留乡完小上学。张子善老家只有3间房，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张子善的父亲叫张小拱，号老重，兄弟二人，分家时一人分到一间半房子，三间正房就从中间垒起一道山墙。后来张子善的叔叔搬到另一处去了，张子善的父亲便到处借钱，把兄弟这一间半房买了下来。从此这三间北房便成了张子善家的全部财产了。张子善的大哥不幸早亡，张子善很小便出去参加了革命，家中只有他二哥。

我去张子善的老家时，见到了那三间岌岌可危的老宅，他二哥早已不在人世。

赵玉秀说：“张子善出事以后，他二哥张着大嘴哭道，我冤啊！为了巴结他上学去外面做事，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呀！那年我在外面贩布，他回来见了，说我小价买进大价卖出是剥削，走时还把我那些布带走给了部队。从小到大，我没得过他一点好处，没沾过他一点儿光，说他贪污了多少多少钱，可那钱，他弄到哪里去了呀！”

赵玉秀纳闷地说：“三反时说子善贪污自肥多少多少亿，谁知这钱弄到哪去了？他家中破破烂烂，他哥哥姐姐穷得也丁当响，四几年他老家发大水，他姐姐被逼得差点卖了她闺女，子善他自己连件毛衣也没有。到死时，刘青山穿着一件出国前定做的好大衣，可子善就穿着一件用傅作义部队的黄绿军装染成蓝的制服上衣，下边穿着一条改造了的旧马裤，这身衣服已经穿了三、四年了。”

范勇和赵玉秀不一样，她性格外向，对于她和刘青山的恋情她很乐意向我表述。

我问范勇：“你心里喜欢刘青山，刘青山知道吗？”

范勇说：“知道！这事还是他挑明的哪！他要是看出我无意，也不敢挑明啊！”

范勇又沉浸在了幸福的回忆之中……

那天在村外的小路上，刘青山和范勇一前一后走着。秋风吹来，一股烧玉米的香味弥漫在他们的周围。二人就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突然刘青山停住脚步，小声地说，范勇，愿意跟我不？范勇顽皮地一甩头发，俺不知道？刘青山嗔了范勇一眼，瞎说，我对你好，你难道看不出来？范勇顺手从旁边一棵玉米秸上撕下一片金黄的叶子，顺着风扬了扬说，看不出，就是看不出，俺就知道你比俺大6岁！刘青山说，大6岁还叫大呀？！范勇歪着头说，大！就是大！刘青山故作兄长状地说，淘气！说真的，你要是愿意，过几天这儿的工作搞完了就跟我去县上吧！范勇扬扬头，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

就这样，二人心中的窗户纸终于被刘青山捅破了，但是依然瞒着众人。

范勇说：“记得有一次，组织上要我们下乡搞抗日宣传，路很远，大家在县上找了几辆破自行车，互相带着。青山就要带着我，说我瘦，身子轻，大家也没介意。那辆破车子没后尾架，我就坐前边的大梁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说笑着。青山故意落在大家的后面。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脑袋顶上的头皮有点儿疼，扭头一看，这个坏蛋，正笑嘻嘻地叼我的头发呢！”

1940年10月的一天，在冀中八地委一次党员干部活动分子会议上，刘青山突然宣布：经地委同意，我今天要和范勇同志结婚！人们先是一愣，继而就热烈鼓起掌来。有人大声开着玩笑说，怪不得小范条件那么高，介绍谁她都不同意，闹了半天，早和刘掌柜的勾起来了！

婚后第三天，范勇就去了饶阳党校学习。1940年冀中形势日益严酷。临近阳历年时，大城县县委书记郭庆云要调河间去任职，刘青山接任大城县县委书记。不幸的是，在去往河间的路上，郭庆云的警卫员开枪打死了郭，拿着两支枪投敌了，原来警卫员是特务！

1941年麦收时的一个晚上，由大城县某区区委书记、区长和负责财务的会计等5人在茂门召开征收小麦的工作会议。茂门离刘各庄敌人据点10来里路。区委领导就住在村长家，村长家有3间闲置的空房，里边放着许多柴草，区委就在柴草房开的会。谁知第二天天还没亮，茂门就枪声大作。敌人包围了村长的家，把柴草房房顶扒开，扔进一个汽油弹，把5个人全烧成二尺来长的黑炭。事后才得知是村长告的密！

此后不时传来我党干部和党员被活埋、被打死的消息。

范勇回忆说：“大城县是冀中区形势最残酷的县，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刘青山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就是在那么恐怖的环境中，青山照样带着人们拔据点烧炮楼破道挖沟、涂掉村头路标、开辟安全区、镇压反革命、精简机构，实行了一系列对付敌人“三光”政策的措施，有利地打击和阻止了敌人的猖狂活动。敌人曾贴出布告对大城县主要领导人重金悬赏，活捉县大队政委韩仰山奖日币两千，活捉县委书记刘青山奖一千五，活捉县长康修民奖一千。刘青山在大城县工作四年，受到党和大城人民的高度赞扬，都说他是一个抗日坚决有勇有谋有号召力的领导干部。”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范勇和刘青山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建立了极为真挚的爱情。

范勇回忆说：“那时，我和青山走到哪里，只要人家知道我们是夫妻，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就羡慕的不得了，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

1943年，范勇生第一个儿子，不幸死于四六风。1945年腊月，范勇又生下一个漂亮的儿子，高兴得刘青山手舞足蹈，他给儿子起名叫刘铁骑。因当时冀中八地委大院中张子善的儿子排行老大，叫铁雄，后来铁雄虽然夭折了，但八地委的干部们只要有了儿子，都随着“铁”字起名。

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铁骑7岁，铁甲4岁，铁兵仅几个月。

对于刘青山的死讯，范勇瞒了铁骑很久。刘青山出事后，铁骑就每天在墙上划道道，划了60多道时，就问范勇，妈，我爸出差两个月了怎么也不回来？范勇强忍着泪水说，你爸他准是有事回不来。过了些日子，铁骑从外边回来问范勇，人家说我爸是大贪污犯，早就枪毙了！是不是啊？人家还问我为什么不姓爸爸的姓改妈妈的姓了？范勇再也忍不住，搂住儿子失声痛哭。她说不知道如何给孩子解释一个曾经出生入死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被枪毙了！这一夜，铁骑哭哭睡睡，睡睡哭哭。范勇说，这孩子懂事，他爸爸死后，就变得更懂事了，帮我做家务，还常常劝我。他学习也十分用功，从不用我管。从小学一年级到毕业，一直是班干部，学习成绩没掉下前三名。青山要是活着该有多高兴啊！

赵玉秀虽然只和张子善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但她依然对张子善怀有很深的感情。

赵说：张子善一米八二的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长方脸，嘴大唇厚颧骨略高，骨头架子大，显得很魁梧。这人爱干净，衣服旧没关系，打补丁也没事，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行。他大姐做活粗，可每次给他做的布鞋他都很愿意穿。吃饭不讲究，大葱抹酱，烙饼卷鸡蛋就是我们招待远处客人最好的饭食。子善抽烟抽得凶，一天两盒“小婴孩”，待客才用“炮台”。有时抽烟抽得太多了，都没钱去给他买，我就问他买便宜的行不？他说，冒烟儿就行！

赵说：“子善进城后对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格，不准许我和两个孩子吃小灶。那时干部们都很自觉，谁都知道刘青山和范勇感情好，可是为了吃小灶，刘青山还打过范勇一顿！”

我问怎么回事？

赵说：“有一天中午，也忘了到底是铁骑还是铁甲，偷偷跑到小灶上找刘青山吃饭，孩子小，馋了，跟他妈吃中灶很少吃肉。青山本想让儿子走，可是同事们不让，这个一筷子那个一筷子，刘青山只好让儿子在小灶上吃了饭。刘青山回家以后就训斥范勇，嫌范勇没有看住儿子。小范也觉着委曲，说我是没看得住，可你怕影响不好，你怎么不把他赶跑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青山脾气大，火头子上来就打了小范一顿。小范这个哭呀，闹得地委大院的人都去劝架。不过小范也理解青山，很快两口子又和好了。”

赵玉秀说：“一次张子善的大姐从老家来看子善。吃饭时，子善就对我说，你领着大姐吃中灶去吧（当时赵玉秀吃中灶），你要怕影响不好，就让她去吃大灶。我当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大姐，因为我听子善常说起他大姐，说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没法子，只好带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时，张子善歉疚地对大姐说，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没钱给你。一个月几十元的津贴费全让我抽了烟，有时不够，还要玉秀从孩子们的小米中补贴。大姐说，你别管我，我在家过惯了穷日子，不花钱！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有一次，张子善的一个外甥来看张子善，临走，张子善说，做共产党的官就是穷官，你舅舅有权可没钱，你走，我也没钱给你。他外甥就动了气，说我是来看你的，又不是朝你要钱的，怎么谁来了都跟人家说没钱没钱的，谁朝你要过一分钱？”

赵说：“从那后，他外甥几乎就不来了，索性张子善就对家里人说，我太忙，没时间陪你们，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来了。还有一次子善的二哥来看他，我想给他二哥买件褂子穿，是他二哥打工供子善上的师范，至今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浑身上下破衣烂衫的，我真过意不去。钱不够，我就朝子善要，可他哪里有钱呀！我就发牢骚说，你光知道抽烟抽烟，家里没钱你也不管！张子善听了惊讶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公家的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动！我委曲地说，我又不是那意思！张子善放了心说，没那意思就好！我说我就是想给二哥买件褂子可钱不够。张子善说，买什么新的？我还不是整天穿旧的？他在家整天握锄把子穿什么好的？找我一件旧褂子就行了。最后我只好送给二哥一件旧衣服。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说：“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拥有三间破北房，我哥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给家里盖一间新房。我哥回老家养病期间，上下级常来看他。他就带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给制又没现钱，来了人全靠我打点吃喝，那时我在外面做点小买卖，手里有几个现钱。”

范勇说：“1949年大城闹水灾时，我爹、大哥和我大姐的公公来杨柳青找了个地方住下来，伙着做豆腐。我爹每天早上给地委大院、军区司令部送豆腐，刘青山从来就没提出过给我爹几个本钱，也从不留我爹吃饭。为这个，我还生过他的气。我的一个外甥女十五、六了，常来跟我住，我又没闺女，有人见我们娘俩挺亲的，就给青山说，干脆把范勇的外甥女转成供给制算了？青山说，那可不行，一个农民！”

范勇说：刘青山在杨柳青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上边发一件黄绿呢子面大衣，领子和袖头是水獭毛的。1951年3—4月间，华北局某领导写信向刘青山要大衣，后来又电话要。刘青山说，这时候从哪儿买大衣啊？要不，把我这件大衣给他送去吧！范勇有些不情愿，可那头儿催得急，只好依了刘青山。刘青山派人将大衣送到北京。还有一位华北局领导来信要欧米加自动表，青山买了，派警卫员送了去。省委某领导的家属来天津要狐皮大衣，要人参鹿茸等……范勇说：“这都是机关生产出的钱，刘青山又大手大脚的，谁要都给，最后当然都算在刘张身上了！”

赵玉秀说：“张子善工作作风特别踏实，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我劝他说，你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可吃不消！张子善说，没办法，垮不了就得干，谁让咱们挑着这副重担呢！到了汛期，张子善常亲自骑着车子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段去看看。我见夜间很冷，担心堤上风大，就说，晚上老去堤上，多冷，又没件毛衣。他说没事，我穿着两件褂子呢！我看他穿着两件单褂也是呼打呼打地灌风，就翻出两件旧衣服，一件是部队接收傅作义起义部队时分到的，一件是对襟粗布褂子。我就将两件旧上衣合在一起，缝了件夹袄让他夜间巡堤时穿，子善穿上夹袄可高兴呢，说这可暖和多了！”

赵说：“至死，他也没穿上一件毛衣。那时刚进城领导干部们可兴穿毛衣呢！张子善说穿打补丁的衣服光荣！他有一件褂子在里边套了好几年，好几处打了补丁，我见左肩头破了，而且布也没劲了，就说别补了吧，回头添件新的！他说打块补丁还能凑合一阵儿。”

我问赵玉秀，机关生产是怎么回事？

赵说：“那是1951年上边让搞的。当时的口号是，壮大地方国营生产，改善机关人员的生活。那时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很想搞机关生产。因为省委、华北局常常来人，又要吃饭又要办事，这些费用走正常的财务开支都不行，后来就搞了几个厂子。厂子办得很红火，机关上的人们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福利也多些了，可问题也就来了。省委的、华北局的常来人或打电话向刘张要东西。刘张也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有条件了，领导们要点儿就要点儿吧！”

赵玉秀说：“可也别太过份了呀！滋养补品、狐皮大衣、名牌手表、名牌毛线，想起什么要什么。子善常私下和我发牢骚，说省里来人要，华北局来人也要，干部要，家属也要，吃了喝了还要带着，点着名要这要那，不给又不好，华北局有位领导打电话让子善给他家找个保姆，可一分钱也不出。子善就托人从农村找来了保姆，又吃又喝又带路费又带零花钱，最后还不都出在机关生产上。”1951年11月29日，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饭店被省公安厅逮捕。在此之前，张子善一直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引起重视，临被捕前他去看望正在医院养病的赵玉秀。赵担忧地问，怎么听说你们这案子闹大了，中央很重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张还说，别人说什么咱们管不了，你还不知道我？我是批了一些条子，可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全是给上边花了！全是搞机关生产！大不了，给个处分，做个检讨罢了！张子善没想到，这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面！

1951年11月，刘青山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后，当他乘火车抵达天津车站，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执法人员押上了吉普车。

范勇说：“刘、张被囚禁时，由于分区专员宋至义（张子善的婚姻介绍人）负责看管张子善，省工会主席李国华看管刘青山。他们每天陪着刘、张二人聊天，此时，四人谁也没意识到刘、张问题的严重性。
刘、张二人得知将被处予极刑后，要上告中央。李国华说，告谁呀！主席批的！刘、张二人听到主席批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面对公安人员伸过来的手铐，张子善流了泪，他茫然地说，为什么给我戴这个？国民党的手铐我戴的多了！

范勇说：“执行枪决时，省委秘书长李紫光负责押解刘、张二人赴刑场。李问刘青山有什么要求？青山很冷静地说，我是低薪制，我老婆也工资低，三个孩子无力抚养，希望党组织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李说，组织上对此有考虑，由组织上扶养两个，范勇抚养一个，你看行不行？刘青山想了想说，可以！

在保定体育场开完公审大会，上汽车要去执行时，张子善双腿发软，刘青山一瞪眼，厉声说道，草鸡什么？36年后又两条好汉！执行人员命令刘青山跪下，他就是不跪。执行人员只好让他站着执行。”刘恒山说：“结果死尸不倒，打的心脏，面色如生。执行当天不知被谁埋了。我得到通知已经晚了，第二天傍晚才赶到保定东关大校场。见有个一人多深的坑，里面有具棺材。一个同来帮忙的人帮我将我哥的尸首刨了出来。我见我哥的帽子上还沾着两颗蒺藜，我就一边替他摘下来一边哭，我说哥呀，你活着时候就是刺儿头一个，你就是吃这个亏了，怎么到死你还是刺儿头呀！120里路，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我趴在哥的棺材上哭得浑身一点劲也没有，那牲口好象懂事似地，不肯往前走啊！我回到南章村后，乡亲们非要开棺看我哥最后一眼，我打开棺材后，乡亲们都流了泪。”

赵玉秀说：张子善死后，我对组织上说，我虽然和张子善结婚两三年，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我想去看看他的尸首。活着没见一面，死了让我见见也好。组织上不允许，说已通知他老家了，张子善的二哥已把张的尸首弄回去了。

子善的尸体是由他二哥在保定雇了辆车接回去的。在尚村停了3日，买了具漆黑色的棺材。往棺材里抬人时，子善的大姐看到子善的十指还是黑色的，抚棺痛哭不已。

范勇说：刘、张之事，所牵连的41人受到处分，有的坐了监，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了职，有的降了级，有的被遣送农村改造。我大哥原在杨柳青做豆腐，生意不好回了老家。因他有瓦工手艺，又会配一种药，这种药5分钟之内就能凝固，可以堵住出水的漏洞，所以就被刘青山介绍到建华防水社去工作。刘青山被捕后，我大哥也受到株连，多次开大会、小会让他交待问题。我的侄女、外甥等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1973年我大哥家的三儿子报名参军，军衣都发了，可又被人要了回去，说你三姑夫是被政府枪毙的，你三姑是右派。

范勇的弟弟范景鹤任广州军区白云机场保卫处处长时，林立果要在机场建白宫搞选妃，范景鹤进行了抵制，林立果怀恨在心，了解了范的家底后说，范景鹤的姐夫是被我党枪毙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干？于是范景鹤就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乡，不久死于脑溢血，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刘青山被处决后，省委派石家庄市政府人事部门的秘书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说经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的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养，高于一般干部、低于烈士子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供养。

1954年，范勇和同情她遭遇的张月东结了婚。1956年，市里便取消了刘青山两个孩子的供给。范不得已，就托人向省委书记林铁反映。林铁为此找到有关领导，问刘青山的两个孩子的供给制取消了你知道不知道？某领导说范勇已结婚，生活不困难！林铁说，那不行！当时省委做这个决定时并没讲她改嫁后怎么样，不管她结婚不结婚，两个孩子的供给不能取消，一直供到18岁！

范说：“就这样两个孩子的供给才恢复。铁骑考上高中后钱不够用了，他就去找省委，一是要当年的判决书，二是要求省委增加供给费。判决书没有给，供给费长了，三个孩子每月共给50元。”

范说：“就是这个某领导，曾经写信向刘青山点名要某某牌驼色毛线3斤，说想织一件毛衣，刘青山就买了，并派人给他送去。那时刘自己还没件毛衣。三反时，这位领导在群众大会上站起来拎着那件驼色毛衣揭发说，是刘青山向我行贿的毛衣，退不了毛衣，我退款50元。”

刘恒山说安国县组织上对三个孩子十分关心，经常派人到家来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从不歧视。1961年底，正值自然灾害时，刘恒山实在抗不住了，迫于无奈，就给石家庄地委去信反映了家中生活陷入极大困境，自己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石家庄地委接到信后，经研究，很快给刘恒山送来100元钱。

1962年5月，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写信给刘恒山，全文如下：

刘恒山同志：

经地委研究，铁骑、铁甲的供给制仍维持原数不变。为照顾铁兵的生活困难，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已转告石家庄市人委民政部门办理。最近可能直接与你汇去救济款几十元。今后有什么具体问题，可直接与市人委民政局联系，当然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来信联系。总之，党组织对这几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是关心的。你为这几个孩子操心照管，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困难，组织上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既要保证这几个孩子生活能够过的去，又不能不考虑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

中共石家庄地委组织部1962年5月30日

刘恒山说：“文革期间缺发的补贴，于1981年7月，由省纪检委查明，补发998元，汇寄给了孩子们。”

范勇说：“1978年以后，那些当年受刘、张事件株连的人们先后都被平了反，撤销了刑事处分的、恢复党籍的、恢复原来级别的，我和赵玉秀也平了反，就连当年刘、张事件中，险些做了“要杀的第三人”康光宇（天津地委秘书处处长、机关生产管理处处长）都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50年来，我常常做恶梦！我老梦见自己还是年轻时的模样，拉着青山的手问长问短，可他却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两眼死死地盯着前方。”

我与范勇分别那天，她将我送至大门外愤恨地对我说：“刘张之死是原河北省委党派之争的结果，是某些人借毛主席之手杀了刘张。刘张即使当时有罪，可罪也不至于死呀！”

我愕然，无语。写于1991年

后记：

这份手稿完成于二十一年前的1991年，我曾向多家报刊投稿，但无人敢于受理。感谢保定市政协文史委主办的《保定文史资料》于十一年前（2001年）发表了此文，虽然是全国政协系统的内部交流资料，但我仍感到有几许宽慰。今年2月中旬，河北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河北文史精华》向我约发此稿，我心反倒平静如水，毕竟我已不再年轻，理性多于了感性。较之二十年前，我觉得历史真的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我曾经认为，由政协主办的刊物在言论上较其他刊物应该开放和自由一些，刘张事件又发生在河北省，所以《河北文史精华》是我投稿的首选目标，但我的稿子不幸被贵刊束之高阁多年。每一个人都要生存，我能理解；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具备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对此我也能理解。刊物同理。

不管怎样，至今我依然相信，刘张家属所经历的是真实的经历，所叙述的是真实的叙述。这些纸言片语虽然不能还原历史全貌，但它毕竟可以试着修复部分残缺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展开理性的翅膀，向着更高更远之处探索与飞翔！

又：范勇已于2011年5月去世，终年89岁。多年前我曾见过赵玉秀，她命运多舛，身心状况一直不太好，近况不详。刘青山留有三个儿子，依次为刘铁骑、刘铁甲、刘铁兵。张子善无后。

刘青山的儿子

刘青山案发时，他最小的儿子刘铁兵才出生几个月，二儿子刘铁甲4岁，大儿子刘铁骑刚满6岁。

刘铁骑、刘铁甲、刘铁兵

刘青山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刚刚度过6岁生日的刘铁骑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第62道白线。他想念父亲，父亲走后的每一天，他都用粉笔在墙上划道线。划完线，他迷惑地问母亲范勇：“爸爸出差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范勇强忍着悲伤，没有告诉铁骑实情。然而没多久，铁骑就从同学口中听说“贪污犯刘青山被政府枪毙了”。回到家，铁骑一头冲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从这一天起，他快乐的童年结束了，生活的面貌也完全改变。

不久，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

接着，刘铁骑和两个弟弟被送到刘青山的老家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由叔叔刘恒山照顾。

两年后，范勇改嫁了。知道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就停止了两个孩子的抚恤金，刚刚舒缓了一些精神压力的范勇，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一次，在党小组会上，她抱怨了组织几句，当即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她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并停发生活费十二年零三个月，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才为她摘掉右派帽子，平了反。

范勇的日子过得艰难，她的孩子们在刘青山的阴影下生活得也不轻松，好在他们学习都很努力。1965年，潜心求学的刘铁骑报考北京石油学院。招生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不禁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连夜向枝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研究，同意刘铁骑入学。

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两年后，26岁的刘铁骑和刘继先结婚。刘继先家和刘铁骑的叔叔家是邻居，两人算是青梅竹马。面对父母的顾虑。刘继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血统论’会统治人们一辈子！我决定嫁给他，就不管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背景。更不怕受影响。”

结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以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妻子刘继先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效益还不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生活得很安稳。

相比之下，刘铁骑的两个弟弟的生活就要坎坷得多。“文革”后期，大弟刘铁甲在老家务农，还去东北编箩筐赚饭钱，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手脚都冻坏了。1976年，刘铁甲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他的妻子则一直做临时工。小弟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为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之后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得以农转非。

作为父亲，刘青山给过他的儿子们温暖的亲情和短暂的荣耀，但他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难以弥补的创伤。